《漂泊京都》---古清生

2016-03-22 15: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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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考现代文阅读：漂泊京都

　　古清生
　　漂泊京都，业已是第二个年头了，初来的浮躁、苦闷和迷茫也逐渐地在时间里消解，所得的是一颗平常心。独自地在京都的居所里写作，或采买，或做饭烧菜、饮酒，典型的一个人的“作坊”，就把日子过得很静，很淡。间或去到热闹的城区，也是为匆匆的过客，并不把自己当作完全的京人。只是想，我是一个纯粹为文学而投奔京城的人，把文学当作事业，也把文学当作谋生的手段，就这样把日子过下去，把文章写下去，日积夜累，可供大家卒读或不堪卒读的文字也就多起来。多得有些个泛滥么？每天来的样报多多，便也就把它看做是生命的“影子”。如今，热爱文学的人是不多了吧？
　　然而，在京都却也有如我等痴者，打全国各地而来，朝圣般栖居京都。后些来的人，总有一些找上门来，要探讨文学的发展以及以文学谋生的问题。这令我很感动。感动的是，大约他们都从书店里买到我的那本散文集子，那本散文集子，我给它取名叫做《男人的蜕变》，大意是一个男人的精神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，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。也就在那本散文里，有一篇的标题为《无人呼我》，讲的是我自己的故事，说是初到京城买了一个BP机，却是没有人呼我，寂寞时，自己呼了自己一回。这也不是什么精彩的故事，却是在那篇文章里，无意公布了我的BP机的号码，所以大凡来京的文学青年买了书，就以那个号呼我来。呼得多了，人就略略有些后悔，心想不该把BP机的号公开。只是这样地想了想罢，每有人呼来，还是赶快去公共电话亭回话。当对方告诉我，他也是流浪者时，我总是要与他在电话里作长谈。流浪的心，总是能够相通的吧，所以，我并不去想如何的不该。因为这样的交流，总是让我得到多多，那些个男女文学青年原本与我一样，过去都有着一份安适的工作，有固定的收入，便是心中的那一个梦想，使得他们背井离乡，走上了艰难曲折的流浪之路，而前途未卜。那一份漂泊的心境，那一份无奈的焦灼，那一份孤独的期待，不期然地从话语里传达，进入到我的心灵。
　　还记得是去年的冬日，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，我正在写一篇散文，忽然BP机叫了，我一看，是一个并不熟悉的电话，想来是有什么人有什么急事呼我，便出门去打电话。其时已是夜里十点，雪花在冷冷的路灯光下飞扬，而大街上，已是车少人稀，大多的店铺也已关门。我顶着风雪骑车穿过好几条街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电话，那个店子也正准备关门的，我来了，店主听到我的南方口音，便宽容地让我打，他也是南方人。拨通了电话，对方传来的是一个苦闷的声音。他说，我也是一个外省人，刚才读了您的散文，我跟您一样的心境，睡不着觉了，就想着呼您来，您不见怪吧？我在冷风里打了个哆嗦，那天大约在零下十度，实在是冷的。我说，不怪不怪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他说，我……主要是想和您聊一聊。我们就这样一个在北京城的东头，一个在北京城的最西头，开始了电话交谈。末了，我问他，你还回去么？他说，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，这是我从外地来京的很多文化人口中听到的，而我也一样，回不到过去中去。且我的散文集中也收入了这样一篇文章。我们这样大约谈了半个多小时，脚是冻得发疼，手也麻木得快要抓不住电话了，我只好告诉他，我不能再陪你谈了，太冷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总有一些外省的青年文学朋友呼来。他们谈着各式各样的想法，讲述各种各样的处境。近时有一位南国来的文学青年也是这样呼我，而他的想法却是让我惊叹，并促使我想到要写一篇文章，告知那些欲来京都流浪的文学朋友一些什么。
　　那位朋友，原是一位教师的，大学毕业，辞了职到京都来回他的文学梦。这些，原本也很正常，京都是一个大城市，政治文化经济中心，东西南北文化交杂，平日里玩笑地说，京都是中国的纽约。很多外省人来京都圆梦，有成功者，也有失败者，成功者是微笑，失败者是泪水。然而那位朋友的思想却是让我沉思。他呼过我之后，要了我的地址，然后给我写来一封长信，告诉我，他这是第二次来京都了。第一次来时，呆了些时日，用尽了身上为数不多的钱，只好又回到他的南国去，准备去更南的南方广东去时，一位朋友在北京帮他找到一份工作，是电脑公司。他又来到京都到电脑公司打工。这原本也是很好的，老板很器重他，并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商人。然而，他却心仪文学，并不想走商人的路，也不曾安下心来经商，这样，老板只好推荐他到一家书店去，以为在那里他可以有所作为。到了书店，自也是可以栖身的，与之文学也近了一些。可是，他一去书店便对老板说，他只是暂时想呆在书店，他的目标仍是文学。老板劝他先干好工作再说，这话好像不大合乎他的心情，及至这一位老板也想炒他的鱿鱼了。因为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店子成为文学院的。他在信中还说，他只想搞文学，别的都毫无兴趣。这话也是无错，但是，因为有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生活姿态，他目前又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了。
　　流浪者呵，读他的信的时候，我为他的那份执著而感动，也为他那份艰辛而心酸，但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他的这种思维。为事业从外省来到京都，这很令人感佩，不愿意平庸，不甘心无所作为，这已经是九十年代青年的精神走向。但是，京都并不是慈善机构，不会因为你有事业心而救济你，生存只有靠你自己。在还不能够靠文学养活自己的时候，自是要谋得一份职业，找到一个饭碗，且还要把它守住，这样才是可以立住足，然后再谋求发展。而那位朋友，这一切他都不想，我完全能够清楚他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局面，却又帮不上他，即便我现在完全靠稿酬为生，也是要在一家报社打工的，最起码我有一个通讯地址罢。我读完那位朋友的信，想写一封信告诉他，无论如何也得保住眼前的饭碗，文学的事，总是要等吃饱饭才可以谈的，可是，他却没有给我留下地址，大约他根本就没有地址，只是到处寻找那种极小极便宜的旅馆住罢。我心里顿时怅然无限，一种为朋友心酸的感念便也充塞于胸。但偌大的京都，我又怎能找见这些漂泊的文学朋友而—一把我的想法告知他们呢？